????????????????????????对中国青年研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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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语: 当代中国青少年研究已经走过了30 多个年头。尽管当年蔚为壮观的青少年研究大军日趋缩小, 但仍有一批孜孜不倦于该研究的新老专家、学者坚守阵地。今天,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传播的需要, 一个青少年研究的新热潮正在酝酿之中。为了顺应这一形势, 本刊特辟“理论反思”和“方法探索”专栏,约请新老专家、学者, 对30 年来的青少年研究进行总结反思, 并就研究的发展前景与基础理论的建设各抒己见。我们并不急于理论体系的建构, 只是想以人为本,将人、人性与国民性的研究作为纵向座标, 将市场经济、现代社会与全球化的研究作为横向背景, 探寻更接近于当代青少年自身成长规律与发展需求的理论视野和研究重心, 以期为科学发展观的传播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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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反思是对认识的认识，是将自身作为对象的认识，对青年研究的反思，也就是对青年研究已有的认识进行再认识。中国青年研究目前尚处于前学科阶段，必须站在社会变革之中和学术探讨最前沿，青年研究才能有真正的发展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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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青年研究；反思；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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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将青年研究纳入社会科学以来，对它应如何发展一直都在讨论，但是，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对青年研究进行反思的声音。他们用代沟来解释，这也许是米德所说的前象征文化现象。沈杰在2002年发表“‘青年研究’何去何从”，写道：“在当前学科发展的这种转型时期，乃至在学科发展的一切时期，我认为，都非常有必要建立一种学术上的反思机制。这种反思性机制的形成，对于知识的再生产、特别是对于青年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作为一种学术领域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通过不断地自我审视、自我调整而达到正确定向的作用。”接着陈亮在2002年和2003年分别发表“我们的青年研究缺什么”、“青年研究从质疑开始”，开始就写：“相对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成熟，纵观当前我们的青年研究，意义生成的同时是否仍应反思：我们缺什么？”2005年11月黄海发表“从青年研究到青年学——一种真问题与真学问相结合的文化人类学反思”一文中写道，青年研究的学科范式称谓已从青年研究发展到青年学的转变，问题是青年研究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又如何走向这条脉络，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进行认真反思和深刻自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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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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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有青年研究的评估。沈杰认为：“如果对它的现状作一个判断的话，我认为，它正处于一个可以称作转型的时期”，“更确切的判断是：它正处在一种从‘经验型’研究范式转变到‘专业化’研究范式的时期。”陈亮认为：“当下的青年研究更多的是现象的堆砌，很少对本质的分析，因而就谈不上学术研究的知识增量”，“真正的学术增长点，一定与许多未知知识的增量积累相关联，一定与有人在平凡的认识背景上进行个人的思考相关联，如果研究只是旧内容的洗牌，表面的喧哗不过是学术的末路。”黄海更是明确批评：“与一些学者对目前青年学学科建设与青年研究的发展路经的乐观态度相比，我认为，迄今为止，应该承认青年研究仍然处于一个前学科发展时代，无论从对问题的把握与分析，还是对学科方法论的建设，都远远没有达到一种成熟学科的要求，仍然处于相对毛糙与泛意识形态的阶段”。
???对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青年研究》在1983年10月召开的作者座谈会的会议纪要中写道：“新学科得以建立，大约先有一个经验描述的时期，这时还没有真正确立自己的对象和方法，只有自己的‘领域’或‘范围’，如青少年问题。在经验描述足以接触到本质的时候，才进入确立对象和方法的时期，才形成独立科学。当前的青年研究正处于这两个阶段之间。”这个论述符合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社会科学，从十七世纪开始孕育，到十八世纪中叶有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就是逐渐脱离以往那种哲学的、推理的方式，趋向于归纳性、经验性的探讨，从经验世界中收集资料来印证理论，使理论的建立与实际的社会现象发生相互印证的关系。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要通过科学的程序，收集有关资料，对自己的发现加以合于逻辑的解释得以体现（《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台湾商务印书馆）。具有发现和解释这两种职能才算是真学问。
???由于促进学科化的良好愿望，由于西方青年研究成果大量引进，更由于当时东欧学者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兴起了建立中国青年学的讨论。接着，青年学、青年社会学、青年行为学等专著约十余部相继出版，引起了广泛的议论。乐观者认为它将从初创进入丰富完善期。但是在当时就有许多不同的评论，刘维群在1990年发表“‘青’字号学科刍议”，认为青年研究目前尚处在孕育中的潜科学，要形成科学而严密的整体结构，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从目前尚不成熟的特点出发，应首先采用专题性有层次的逐步深化的结构体系。“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一味地因袭和套用现有学科的固定模式，就很容易给人一种内容和形式畸形错合的感觉。目前一些关于青年研究的著述就存在这种情况。”当然，融合已有的知识作为教材还是必要的，但也要严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余逸群就提出现有教材的不足之处：“教材等同于专著，专著又酷似教材，反映不出理论探讨的问题……各种教材从体系到内容大同小异，这就使得各级青年学院‘学生不爱学’的现象普遍存在，青年学研究停滞不前。”（余逸群，1995）时至今日，心理学对青少年的研究又有了很大发展。青年社会学自身的理论框架尚在建构之中。文化人类学对青年的研究又很少引进。对这些丰富而复杂的学术动态了解得越多，就会越感到将它们融为一体的难度之大，何况还要有自己的创见、以及对现有知识的反思，这只能是长期努力的结果，目前进入青年学研究的人数更少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实证研究则一直没有停止。一开始，为了回答社会对如何认识青年的强烈要求，对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大学生进行了全面调查，接着又有青年发展、价值观念等全国范围的调查，相继出版了一批专著。问题是，从开始调查、写作到出版需要几年时间，此时青年又有了新变化，分化成许多具有较大异质性的群体，很难再用一种符号去标明青年。因此，实证研究开始转向小范围的专题研究。已有好几位学者对多年来社会调查在青年研究中的应用作了数据统计的分析。马德峰三次发表分析文章，他选择《青年研究》、《当代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上从八十年代到2004年刊登的实证研究报告共81篇作为分析对象。1997年以前只有9篇，以后迅速增加，特别是2002年一年就有24篇，可见实证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而且“理论提升型”的报告明显增加。总的看来，对实证研究过程介绍详细的仅25.9%，介绍一般和没有介绍的近7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研究过程的不规范性。另一方面，“无理论预设”的比率达58%，“隐含理论预设”占23%，“明确理论预设”仅19%，结论是理论功底较为薄弱（马德峰，2006）。
??“社会科学研究总是围绕‘发现问题’、‘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而展开的。我们知道，仅仅发现问题对于我们改造社会、促成进步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社会现象‘为什么’会发生的解释正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出发点。”（王天夫，2006）如果只是现象的罗列，或仅仅描述现象之间的联系，被称为“引导性的叙述”，“引导性叙述还不够资格成为一个真命题，因为他们无法预测，更谈不上解释。”（乔治?荷曼斯：《社会科学的本质》，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吴鲁平曾中肯地指出：“众多的研究只停留在对研究对象（或目标变量）进行表层的总体描述和中间层次的分层描述水平，而对构成研究对象各要素（或变量）之间的关系，即内部结构及其特点，以及研究对象（或目标变量）究竟与哪些因素（或解释变量）相关等深层研究则相当缺乏，因而，无法揭示影响研究对象的各种因素和作用机制。”（吴鲁平，1997）因此，不论从“青”字学科或是已有的实证研究来看，认为青年研究目前尚处于前学科阶段就是实事求是的评估。
???但是，绝不可低估二十多年的积累。从《青年研究》创刊以来，在相继诞生的多种青年研究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其数量至今十分可观，质量也在日益提高。作者分布在各条战线，主题包含青少年的方方面面，是挖掘青年研究中各式各样命题的丰富矿藏。“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吉林省青年学学会联合推出的《青年塑造未来文献文摘》第六辑，选编摘录青年问题研究论文600篇。此前，自1990年开始，该文摘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议，作为亚太地区社科情报网络有关青年问题研究向国际信息交流中心提供的论文信息资料，已经先后出版了五辑；此后，还将继续每年编辑出版600至1000篇论文文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跨世纪的青年研究的宏大工程。”（向荣高，1997）更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学者从这些论文中以一个专题抽取出来进行评述，如风笑天对二十多年来国内有关青少年社会化问题的文献进行系统的回顾，归纳出社会化理论和特征及作用机制、不同社会化因素的作用等五个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他总的评价是：研究者过多地依赖于个人的观察与个别的事例，还没有对经验事实经过系统的概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风笑天，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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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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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反思的青年学者认为，青年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对它的元研究不够深入有关。元研究要探讨的问题包括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架构以及它们的存在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应该承认，我国的青年研究纳入社会科学就是由于当时强烈的社会需求，要求对青年中的社会问题以及如何教育引导做出回答，因而政策研究成为主流。这种情况在复兴后的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都曾存在。邓正来在提到上世纪我国社会科学界进行反思大讨论所涉及的问题时指出：除了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类型的界定、套用西方的理论之外，还有违背基本学术纪律、以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替代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甚至以社会的经济的需求误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因此，将中国的社会科学视作相对独立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学术领域，通过科学资本的增加，以及与日常性常识的决裂，以增进和捍卫学术自主性，是中国社会科学得以发展的前提性条件（邓正来：《研究与反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国际上的青年研究在上世纪初就登上了学术领域的殿堂。一百多年以来，米德、皮亚杰、埃里克森等一批大师深入实际，潜心探讨，通过对日常生活长期的细致观察获得了重要的新发现，为青年研究登上学术殿堂树立了典范。以他们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对青年的研究正在不断发展。对于只有二十多年的中国青年研究来说，消化已有的成果都是一种挑战，何况要超越他们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但是，我国青年研究纳入社会科学以来，要求建立理论体系的倡议还是鼓舞人心的，多年来对它的讨论因此值得珍惜，有必要作一个简要评述。
???在1983年《青年研究》召开的方法论讨论会就认为：要建立理论体系，就要使用科学抽象法，确立逻辑起点、进程的逻辑顺序和逻辑终点，并认为青年研究的逻辑起点应是抽象的青年个体。徐乐雄在查阅了国内外对青年研究对象的种种解释后指出，不同论者都将青年的二重性视为青年研究对象中最基本、最抽象的因素，二重性范畴主要是由青年自然个体与社会个体、青年生理心理与社会关系、青年面向现实与代表未来这些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等方面的内涵（徐乐雄，1988）。刘维群指出，青年本质既是青年学的逻辑起点，又是对青年这类客观事物全部认识的结晶，它急待解决又有待于研究的深入发展。刘维群认为在二重结构中，社会属性具有决定意义，而社会属性又以社会互动为表现形式。正是社会互动的差别，使人生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社会互动是人们相互作用的现实的活动过程，它包括社会教化人类个体和人类个体反作用于社会这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所占比例的不平衡，才使人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儿童阶段是个人接受社会教化占主导地位，成人占主导的是个人反作用于社会。青年阶段则是这两种因素相对均等，社会教化与自我内化并重。类似这样的分析进一步深化，就有可能将青年与儿童和成人区分开来，揭示青年的本质（刘维群，1988）。
????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动物与自然界浑然一体，人却不同，他将自己当作主体，周围世界是客体，成为自己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对象，又在这种活动中创造了人自己。人的历史就是在主体的作用下，自然界不断人化和人不断自我诞生、自我创造的历史。青年期的出现就是人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人的自我创造的一个重要标志。进入近现代，人认识和改造世界与自身的能力有了极大发展，已形成为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必须延长下一代进入社会的时间才能使他们得到充分的培育。这是人的素质极大提高的表现，也是青年期的主客体关系不同于人的其他阶段的历史原因。
婴儿像动物一样是主客体不分的。到一岁多至两岁时开始不以主体的身体为中心，将它看成是诸多客体中的一个。这个变化被皮亚杰称为认知发展中的哥白尼式革命，是主客体发生分化的根源，使表象或思维的出现成为可能（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但是，分化是长期的过程，由于生理发育的水平，儿童的认知在主客互动中尽管离不开主体的建构，却仍然处在直观的层面，直接受到他所知觉到的事物的显著特征所制约。??
???大量事实表明，不同的客观环境塑造出不同类型的儿童。儿童时期在主客体关系中很难体现出人的主体性，责任在家庭、学校和社会。可以说，人的主体性的体现是从青年期开始的。进入青年期，生理日渐成熟，角色发生变化，注意力开始从外界转向内心。科恩认为发现自己的内部世界是青年初期最有价值的心理成果，他也用哥白尼式革命来形容其重要性（科恩：《青年心理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其突出表现就是主体开始分化为观察者的主我与被观察的客我，使自我意识的发生发展成为可能。这种分化表明，主我将开始为自己的成长负起责任，希望他人与社会将自己作为主体来对待，内心有一种挑战权威的冲动，被称为精神断乳。但是，这时并未成熟，往往会做出一些傻乎乎的可笑举动，尚处在自我观念与行为的尝试期。尽管尝试带来了困惑与动荡，对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来说，反而会日益增加他希望了解我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强烈愿望，艾里克森就认为，青年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确认。可是，比起在课堂学习知识，自我确认要困难得多，不经过痛苦的思考过程，不足以充分地认识自我。它需要持久的尝试与生活实践，并认真反思自己在其中的表现，寻找理想与现实的结合点，通过长年累月、点滴积累而后对自我各个方面持续表现出来的特点形成一个整体、全面、清醒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因此有了质的飞跃，在不断反思与总结的基础上，对自我做出评价，进行调节，艰苦磨练实现自我超越，一步一步接近成年。
????由于获得了建构思维与反思思维、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相统一的更高级的认识能力，就为他进行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主体活动准备了条件；他既能清醒地认识主体，更能正确地认识客体，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形成良性互动。这时他就能够将压抑于无意识中的本能冲动转向符合社会规范的理性活动中而获得精神的满足。与人类早期以意识代替本能的进化一样，自我意识的发展使青年将自己当成意识的对象，本能成为意识到了的本能，才有了自觉的能动性。可见，只有将自己也当成客体，人才能真正成为主体，结束尝试期而进行有目的的主体活动；由生物进化形成的人所特有的潜能，也因为充分社会化而得到足够发挥，进入了标准的成年。不少青年因此在青年期就做出了辉煌业绩，成为理想的青年期。
???青年一方面接受来自客体的社会教化，一方面又开始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与此同时，主体又分化为主我与客我，通过自我意识的发展而使主体的作用日益增长，更好作用于客体。而不论主我和客我的形成，固然要有自我的努力，更有赖于社会条件的制约与社会教化。主体与客体、主我和客我这种多重不同组合之间的互动，社会教化与自我内化的循环往复，构成了青年期的特殊内容。“在这个过渡过程中，青年人把刚刚萌芽了自我意识的身心结构放到与自我、与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中，去认识、去适应、去创造，在社会化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格化，把主—客我的内在心理冲突展开为对象化劳动的外部创造，从而达到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和心理冲突的动态平衡。”这是安继民和刘国建两人在所著《绿色世界的构思——青年学描述》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对青年期的结论。他们认为：“主我—客我的分化是人生进入青年期的根本标志，也是所有青年现象的内在动力机制。
???因此，它是青年的人的本质的核心所在。”在列举了青年的种种心理矛盾以后，他们指出：“所有这一切，都与青年的心理落差和基础紧张性有关，并直接导源于主我—客我的心理分化。因此，把握住这个逻辑起点，是青年学研究的关键。”这本将青年学定义为人的自为的社会发生学、只有五万三千字的书中的论述很值得重视。本书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由内向外，从抽象到具体，讨论了青年的发生、人格、行为选择、群合现象、社会地位以及对青年学的回顾与展望等诸多问题。作为对青年本质与青年学逻辑起点的一种解释，以上论述完全可以讨论，好在它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漫长过程。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谭建光在批评青年研究当时理论体系的肤浅与混乱、应用研究的简单与随意后，提出引进社会学的中层理论指导青年研究的建议。“青年学中层理论就是对对象的部分状态或特征进行科学抽象而形成的理论知识。它并非对青年的全面整体认识，而只是局部纵深认识；它是基于青年存在事实而又趋越实证分析的研究概括成果；它是对青年发展具有直接解释力的概括范畴。”（谭建光，1994）中层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Ｋ?默顿提出的，“是建立在抽象层次较低基础上，又与现实世界相联系，同时具有明确界定的可操作化的概念系统的理论模式；是以实证资料为一般取向，提出理论家必须予以考虑的各种变量类型，并借此建立一定的理论范式来描述和指导社会现象的理论研究方法。”“社会学家从家庭、学校到同龄群体等诸要素的分析，从个人社会化、有系统社会化到预期社会化这些中层理论的研究确实给青年社会学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平章起，2000）
???的确，将青年社会化分成以上诸多方面，可以说每个方面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的专题。以同龄群体为例，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从权威的控制与监护中分离的过程，在脱离时会产生复杂的情绪体验。为了缓解就特别需要在同龄人的共同交往中获得相互支持与理解，减少焦虑，增强独立意识。因而同龄群体在社会化中的作用很有研究的价值。这种与现实世界更接近的研究还有更独到的作用。中国正处在急剧转型的时期，经济文化的变化很大，而地区的发展又极不平衡。与改革前的大一统社会相比，在各种复杂条件下生长的青年发生了极大的分化，其类型的多样性已到了眼花缭乱的程度。譬如，王春光在青年农民流动者中，又发现了过着“吉普赛”式生活的游弋者群体。黄海、李梅等对城市青年中的街角青年群体进行了研究。这类专题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青年会有不同的成长特点，在社会中有不同的表现。我们不仅要发现社会条件与青年特点的这种相应关系，而且还要问为什么这种社会条件就会形成这样的青年特点，它们是必然的吗？这就是沈杰他们一再提到的问题意识。有多少青年类型，就会有多少这类问题，也就会得出多少解释。这类解释越多，对它们进行比较、综合、抽象，将得出社会与青年相互关系的更深刻的认识，增加青年研究理论知识的积累。
???青年研究的方法也是这些学者反思的内容之一。与出版“青”字号专著相比，现在的青年研究以论文为主要成果形式，“目前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使用较多的是问卷法、交谈法和文献法，这些方法省钱省时，立竿见影，但它们的局限也同样较为明显，没有现场感，亦不可能是零距离接触。”黄海在引用了陈亮的这个分析之后，提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模式对于我们建立真问题与真学问相结合的青年研究是一种可行的路径。”提倡以“他者”的身份深入青年群体进行田野调查，力图阐述个人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行为模式与文化背景。对于研究人的青年研究来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当然适用。随着学术的发展，研究方法也日益标准化、系统化、科学化，而且有综合使用的趋势。不仅本学科的各种方法可以综合使用以避免仅用一种的局限性，对不同学科的方法也提倡综合使用。即使是问卷法现在也发展到了十分精密的程度。比起二十多年前讨论青年研究的方法相比，现在已经明确得多了，已经不是寻找合适的方法，而是没有很好使用的问题。这就与青年研究正处在向“专业化”研究范式转变有关。
????一个有强烈学术思想的学者，研究中即使遇到再大困难也会千方百计遵循研究的方法。鲁思?本尼迪克特1944年接受研究日本的课题时，两国正在交战无法实地调查，“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却相信，还有些研究方法和必要的条件可以利用。”（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版）她居然以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了报告，1946年整理成《菊与刀》出版，成为经典之作。我们相信，在向“专业化”范式转变的过程中，必定会有更多学者愿意花更多时间在研究中严肃对待方法问题。从现在深入流浪儿童、留守儿童中长时期实证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已经看到了这种发展趋势。但是，也不应将实地调查视为唯一的方法。陈亮提出青年研究中存在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方法论，“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青年研究中万不可以科学数据遮蔽人文精神，以科学名义驱逐人文思想，以价值无涉和价值中立来忽视对生命质量和生活意义的追问。”黄海在自己文章的最后也说：“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试图提供一条学术与方法论自觉的路径，但并不是唯一的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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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的青年研究要取得真正发展必须具有两只坚实之足的话，那么，一只必须站在社会变革的波涛汹涌之中，而另一只则必须立在学术探讨的最前沿。”沈杰在他文章的结尾以这样两个立足点来说明我国青年研究的发展，的确是画龙点睛之作。
???青年期被称为人生中充满了风暴与压抑的动荡时期，而中国当前的社会变革又正处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型之中。青年期这艘充满了风暴的船只，如何在激烈的波涛汹涌之中平安驶向彼岸，答案本身就是不平静的，也是青年研究能够成为一个学科的原因，在中国更有其特殊意义。笔者曾在“关于‘青年学’”一文中说过：“在辽阔的疆域内，有这么多层次的青年和如此丰富的、反映了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的青年问题，应该说，它是一个难得的研究青年的矿藏，是一个有待整理的青年与青年问题的博物馆。”这是中国青年研究难得的机遇，但是必须明确它立足于这个现实环境时应遵守的学科规范，也就是作为学术活动怎样才能与现实社会建立正确的关系。面对如此丰富的矿藏，现在的不足之处除了陈亮指出的研究定向单一之外，还有黄海提出的政策研究与学科化的研究出现了传统语境和思维模式下的张力，直接影响青年研究处于前学科时代。“政策研究的青年研究需要短平快和直观性的解释模型，需要在泛道德的话语状态下的社会化功能实现，需要主流社会站在自己的本位立场快速对问题做出反映，并追求效果的最大化，这种反映必须是宏大视野下的结构化。学科化的青年研究要求达到前者目标的同时，可能更为关注学理的修养与解释模式的说服力，力图阐述或叙述个人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行为模式与文化背景在与群体、社会的互动中如何形成了现在的状态，然后才会据此提出解释和分析。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前者可能往往更急功近利，后者是需要时间、耐心和学理素养的。”这实质上就是要求学术研究应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客观地反映一个个青年在某种社会条件影响下所形成的最真实的面貌，提出独到的见解导向问题的解决，而不至于像领导讲话一样对政策做出解释。这就涉及到陈亮提出的青年研究需要批判立场。“这里的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指分清正确的与错误的，对有用的和无用的去分别对待。批判立场以研究者良好的思维品质、专业的背景知识为前提，以对生活的热爱、对青年的关切、对当下的深刻体验为基础，从而形成一种鲜活的自由精神。”
????站在社会变革的波涛汹涌之中，是站在这种波涛汹涌所提供的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原始素材以及包含的命题之中。学术活动必须在当前的社会变革中进行，学术成果却可以而且应该超越当前的时代。同样是对现实进行探讨，政策研究或意识形态往往是对现状进行辩护，而学术探讨则以自身为目的，力求最客观的认识，以把握事物的起源和本质。站在学术探求的最前沿，就是追求真理，因而也就是自由。可贵的是，陈亮在反思中重提“为学术而学术”。“学术是一件神圣的崇高的事业，有其尊严和纯洁性。”在引用了恩格斯“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的一段话以后，陈亮写道：“恩格斯启发我们，单纯从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和急功进利的观点去从事科学研究，是不可能产生伟大的科学理论的。有许多伟大的科学理论是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出发而获得的。”牛顿偶然看到苹果下落引发他对万有引力的思考。皮亚杰对婴儿的动作、儿童天真的答话那么感兴趣，毕其一生，得到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学术成果。这当然与他的学术功底有关。他20岁左右同时攻读生物学与哲学博士，了解到生命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与思维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之间存在一段学术空白，儿童思维发生发展的研究正好可以填补，兴趣于是又转向心理学。在他以后不断学习加深各科知识的同时，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是远离当时政治经济的热门话题，但其学术成果却遍及全球，世代相传。有些登峰造极的学术成果，往往就是这样从极不起眼的生活现象中被发现的，一旦形成，就具有超时空的性质，成为人类智慧的组成部分而永垂不朽。
???自我意识的发生发展对青年的成长有关键作用。主体经过主我与客我的分化使主体增强了认识与改造客体的主体性。这是一大进步，使人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但是，人的精神发展并没有到此为止。主体的作用被抬到至高无上，就会认为世界万物只是被征服的对象，连人本身也被当作“物品”来对待，出现了对人的精神特征的物质化解释，传统的道德价值也向“有用价值”倾斜。在科学技术发达，物质生活显著提高的同时，全世界暴力不断，环境严重破坏，精神疾病大为流行，形成为全球的惊涛骇浪，中国现在的波涛汹涌只是其组成的部分。因此，不论是人类和个人，都还要超越“原始天人合一”、“主体—客体关系”这两个阶段，进入到新的精神发展阶段。这种被称为“万物一体”的境界是从重实际功利的兴趣到更重审美兴趣的跨越，是以前两个阶段为基础，包含前阶段又超出前阶段的高级阶段（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全世界的哲学大师、人文学者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青年研究自然应该参与。研究青年期主我—客我的矛盾统一以建立主体—客体的关系，是研究如何成人的问题。面对全球的惊涛骇浪，还应同时研究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在一个科学主宰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的是培养出一种历史的眼光，一种审美的习惯，一种人性的关怀。”“今天的人文学科决不能放弃这样的追问：在实证科学的时代做人意味着什么？”（柳延延：“科学时代，人文何为？”，2006年9月17日《解放日报》）面对这样关系人类命运的尖端课题，充分表明青年研究的价值所在。我们应该像皮亚杰那样去观察与探讨整个青年期中自我意识的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形成机制。应该选择几种特殊的青年类型，分别寻找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怎样的自我意识欠缺的状况，即艾里克森所说的“同一性混乱”。然后在比较中探讨社会化中存在的问题。我们现在至少看到了一种过渡追求成就，实际是追求狭隘的名誉与幸福的“成功文化”对青少年的强大压力（“‘成功文化’让孩子不堪重负”，2006年10月24日《参考消息》第6版）。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将人当成了获得功利的工具，人本身已不是目的。我们还发现，青年人只有在不断反思自我、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才会在成功与失败的种种纠缠中超越功利性而产生一种宗教的情怀。很多学者指出，这条超越之路是漫长曲折甚至是艰苦的。因此现在能超越的青年还不会很多，也正因为如此，青年研究也就有了永恒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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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昌逵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