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公式》第三部《劫数》第46章

（在苏联）“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经被“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苏联]列夫?托洛茨基（1879—1940)

信的文字是写在薄型方格稿纸的反面，大概是不愿意受格子的限制，而如果不按照格子写，格子的框线又会使字迹显得模糊的缘故，满满当当地写了10页。这种情况倒是少见，却也不是绝无仅有。
大兵兄：
你好！
想必你正在享受最后一个暑假，所以把信寄到你的家里。
前些日子正好趁等待最后一场期末考试前的空闲，仔细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看了一遍，心里真不是滋味。其实，这种滋味我们早在下放后最初的一两年中已经或多或少地领教过，只是当时没有那份本来应该有的用心，当然了，当时就是想去品味，既没那份能耐，也没那份心情去那么做。记得前年我考上大学后没多久，学校做了一次不记成绩的政治摸底测验，其中有一道《你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题目，当时我想也没想就以断然肯定的口气洋洋洒洒地写了四五千字，事后才知道自己当了一回天字第一号的大蠢蛋，原来前一年的5月份轰动全国的那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我竟然没看过。那篇文章发表之初，我还是个工人，只是像耳边风一样刮到了那么一丁点儿，却根本没有想到应该去看一看，要是这道题出在第二年高考的试卷上，我就彻底完蛋了，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还记得1970年（你年底参军的那一年）的夏天你还在寰村的时候，我跟你谈起过的那个在我们姜鱼县天堂湖五七干校修理过地球的姓吴的北京“老九”吗？我一直叫他吴老师。他于1973年春夏之交就时来运转，调回了北京。我在去年暑假开始前就一直转寄给你看的《今天》杂志，也是他专门寄给我的。不过，《今天》总共只出了九期也于去年年底给查封了，真是太可惜了！说起来，一本地下刊物能坚持两年，也算是一个异数了，可遇而不可求。我上个月又看到了一本名叫《这一代》的刊物，是由全国各主要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自主联合主办的，其中有一篇由一个叫陈海鹰的人写的，原文发表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刊物《红豆》上，名为《黑海潮》的小说，背景跟1972年由上海出版的《牛田洋》相同，都是以1969年7月底那一次发生在广东省一个叫牛田洋的海滨地区的惨案为蓝本，当事人采用手臂挽手臂的人墙站在海水里跟12级台风搏斗，结果白白送掉500多条人命，其中军人和大学生的比例大约是四比一，两者相比，《牛田洋》就是不说人话的下三滥作品，当时在乡下看的时候就差一点儿呕吐，觉得比屎还臭，而《黑海潮》是一流水准，看的时候着实让人惊心动魄。《这一代》在我们校园也只有一两本，也就没有办法供你欣赏了。我此次利用暑假北上去东北，第一站就是北京，第二天就专门去拜访了吴老师，竟然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他现在社科方面的研究所工作，一半是因为他有四年的下放蹲变相“牛棚”的经历，另一半可能是因为他的夫人（我认识，是我们巽州市的“老三届”知青中的老高三大姐，当时下放在姜鱼县的一个农场）的缘故，去年下半年和一伙同样有流放经历，现在搞经济、哲学和社会研究的人，联系了全国各地有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和各省的财经学院中“老三届”出身的“新三届”大学生，还有各省相关的研究部门和财政厅（因为知青的专项人头费用即安置费是由政府财政支出的，当然就有最可靠的数据），搞了一个有关上山下乡知青的研究课题。承蒙他看得起，我也算是其中一个滥竽充数的义务人员，也提供了一些本省的相关资料。我是昨天早上正好吃早饭的时候抵达北京，下午就去办公地点探望了吴老师。这一次我看到的材料，内容包括知青运动（以1968年至1979年为主，兼顾了文革前的十七年）的起源与终结、发展历程、去向分布和人数等等。不过，这项工作并非正式的研究课题，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只能利用工作之便和业余时间来进行的自愿行动，可我觉得很有意义，也非常有意思，就抄下了其中由吴老师负责的“知青人数”部分中的关键部分，相当于一章之中的一个章节，总体上还是一个初稿，但已经写好的章节也可以单独使用，看了之后让人很长见识。时下北京的白天非常热，入夜后稍凉快些，所以趁此机会转抄给你看看，不过其中的说明是我结合原稿再用自己的话说的，主要是我个人的见解。另外，1966年之前，也即文革前的人数我给剔除了；在以万为计量单位的小数点后面的数字，我也四舍五入省略了。
《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统计一览》（未定稿）
一、 时间范围：1968年至1979年
说明：我认为，准确的起始年份应该从1967年算起，因为北京的一位目前在校的本籍“老三届”大学生在今年3月份提供了三份证明材料，第一份是1967年10月11日的《北京日报》剪辑，内容是两天前的10月9日，北京市的二中、二十五中、五十六中、女十二中、女十三中和北师大一附中的总共10名红卫兵，就由二十五中一个名叫曲折的六六届高中生带队，出发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一个人民公社插队落户；第二份是关于1967年11月份，另有北京的中学生大约一千多人去了内蒙和东北；第三份是1968年3月29日的《红卫兵报》，内容是关于同年2月8日北京的一位名叫李镇江的高中生带领了首都各中学的55名学生，启程去云南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落户，是文革期间全国第一批参加农垦事业的知青，因为他们都是红卫兵出身，那么，理所当然应该纳入我们这一代正宗的上山下乡知青之列。至于1966之前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上山下乡知青，包括大名鼎鼎的邢燕子、董加耕和侯隽等人，虽然经历与我辈颇为相似，但是前因后果却有天壤之别，起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带着志愿者的欢笑和真正的决心下去的，并受到了真心实意的欢迎，故而不宜列入以“老三届”为代表，同时又是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范围，志愿者与“运动员”怎么能相提并论？
二、数据单位：万人
由于数据来源很多，而相同项目的数据互有差别与冲突，我们暂时采用了舍弃最高值和最低值，再取算术平均值的办法，所以，两位数的误差当在正负3万之间，三位数的则应在正负10万之间，但以总数的“千万”来逆推，这种误差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原稿的说明）。
三、知青总数：1647万
第一，其中插队落户者1195万，国营农场和军垦农场452万；第二，1647万之中的“老三届”（拥有城市户口的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和六七届、六八届初中毕业生）354万。
说明：1966年末，全国在校注册的中学生，即六六届至六九届（4届高中生和3届初中生共7届）的全部中学毕业生总数1250万，其中城市户口者约550万、县镇即县城和县属城市化管理的集镇户口者约300万（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期间没有被安排去当时的专区或市属及其以上级别的企业或农场，而是在本辖的农村安置，而根据我的直觉，似乎所有家在县镇的知青并未包括在全国知青的统计总数之内）、农村户口者（“社来社去”的回乡知青）约400万，而“老三届”的354万，则来自上述的“城市户口者”550万，再以550万 7 5＝393万，然后减去大约占此数十分之一的留城吃工资饭的人数等于354万，应该说得过去。再者，包括六九届中学毕业生在内，1967年至1969年的总计知青人数为467万。
四、1979年下放的知青：24万
说明：此数据最不可靠，不同口径来源的合计数从7万至27万之间都有，我取了一个算术平均值24万，天晓得误差有多大，所以，取7至27都没关系，反正从1968年至1979十一年的合计总数是四位数的“万人”，即使有差错也不至于影响合计总数的可信度。
不可思议的是，至少在1979年的6月底之前全国知青全面大返城已经开始了，前一年的1978年12月10日结束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决定翌年全国下放80万的计划，也应该就此泡汤了，即使再有知青下放，也应该在当年7月份的应届中学生毕业以后才对，而知青全面大返城在前，继续下放在后，创造了这个7万或24万数字的人简直就是一群酒囊饭袋，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也不懂，肯定是“两个凡是”派的忠实走狗，想起来就让人生气，以后要是碰上这些在1979年还办理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家伙，应该人人得而喂之以狗屎不可。认真说起来，知青办还颇有来头，而且我也是头一次听说，早在1964年1月上旬，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并形成了一个提案，当月中旬就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的正式文件印发了，并根据此文件，中央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安置办”而俗称“知青办”，由副总理谭震林负责，办公地点设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同时，当时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有知青下乡任务的专区（后来改叫地区）和县，都相应组成了领导小组并由一名主要领导干部负责，安置任务较大的县也设立了安置工作组，而各级安置办或安置工作组的干部按照辖内下乡知青人数的千分之六的比例配备并列入行政编制，直至1969年5月因为有了我们这些人数众多的“老三届”知青的缘故，上山下乡办公室即“知青办”才全面延伸至县级政府并成为常设机构，甚至有的公社也设立了知青办，只是没有财权和物权而已。不过，名正言顺的“知青办”是1976年5月7日正式成立的“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组长竟然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大寨出身的文盲副总理“陈傻冒”，文革前的知青名人侯隽和另外两个人是副组长，三个月之后的8月份国务院又任命侯隽为常务副组长，享受副军级待遇，真是“鸡毛飞上了天”，与我们这些“老三届”知青自吹自擂而聊以自慰的“1079部队”的牛皮不谋而合，当真有那么一点儿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意思。
可惜我和你读的专业都与此不相干，否则，到时候可以利用这一次调查的材料，再花些工夫整理一番，写一篇精彩的毕业论文不成问题，而且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去年暑假我去西北和西南玩了一圈，现在我人在北京，即将继续北上至东北，其中包括回访我的出生地，归程时就从东边南下，先去南京探望一下桑田老兄，再依序到上海和杭州来看看你和“怪哉”老兄。还有一点重要声明：你二人的儿子和女儿应该叫我舅舅，正好你们的夫人我既认识又熟悉，还都比我年纪小一两岁，我就算是你们的内兄了。因为，两个小家伙要是叫我叔叔的话，我这个老弟还真是当得有那么一点儿不明不白，我就太吃亏了。我虽然至今还是光棍一条，可在家里却是地道的长子老大，而你们两位一个是老二，一个还是最小的老四，所以，你们二位必须好好反省一下才是，而这一点也算对你和尊夫人，还有“怪哉”和他的“白娘子”夫人的微戒薄惩，因为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都是只给我寄了一包喜糖，就把我随便打发了，根本就是一种不地道不讲义气的严重错误行为。要不然，我就抢走你的宝贝女儿或者他的心肝儿子，让你们两家将来做亲家的美梦变成泡影，可别怪我没有事先说明。
嫂夫人与小宝贝一并问候。顺颂
大安！
胡子
于1981年7月13日23点50分
“你也看看！”看完之后，卢军号把信递给妻子，笑嘻嘻地说。
“我不看！又不是写给我的。”
“你非看不可！”卢军号坚持道。
“为什么？”
“第一，信里的主要内容绝对跟你有关系；第二，信里还有给你的问候；第三，写信的人坚持要当你的哥哥，其实他只比你大一天，却偏偏是12月31日的生日，就非要说比你大一岁。你说你应不应该看这封信？”说完，卢军号给了妻子一个带有几分狡黠的眼神。
“是吗？那我还非看不可了！”妻子接过信，一口气看完之后就噗哧一声，笑了，说道，“胡子？肯定是方指南！他这个人还真有意思，哪有在信的一开头就称呼别人的外号，落款也写自己外号的？也太不讲究，太过分了嘛！当初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也是举止古怪，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在背地里说的话也莫明其妙，让人难堪。”
“此人可是我的福星，”卢军号当然明白妻子所指的令她难堪的“莫名其妙的话”是怎么回事，更记得，非常清楚地记得，因为，那是同一个人在后来的一封来信里说的一句对他来说最终竟然应验了的大吉大利的谶言，而且在结婚之后，自己还颇为得意地把这些话告诉了妻子，于是说道，“不过到底他说了什么让你难堪的话，我可是忘了，你现在就重复一遍，好不好？”这时，他脸上带着笑故意追问，而妻子却笑盈盈地一拳捶了过来，嗔怪道：
“去你的！该死了你！”
“你这一打呀，我就想起来了！”卢军号双手一合，捉住妻子的手，笑道，“保证再也不会忘记了。”
“你还胡说八道？！哦！——我问你，桑田大哥现在怎么样了，他现在好吗？”
“好！当然好！今年寒假的时候我专门去看过他，还是我们当初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那样，热情爽朗，就是不太愿意提起过去的事，说是曾经有那么多知青朋友记得他，关心他，此生足矣！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他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不用替他担心，可是——这些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了吗？诶！——你怎么哭了？”
“说起桑田大哥，我就想起黎鸳来了，要是她还活着该有多好！”妻子抹了一下湿润的眼角，幽怨地说。
“什么多好？不好！”卢军号突如其来地说。
“你？——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妻子大吃一惊，瞪大一双秀目，像看一个无礼冒犯的陌生人似地看着他。
“是啊！我是这么说了，我就这么说了！”卢军号猛地张开双臂紧紧搂住了妻子，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笑道，“我的意思是说，黎鸳要是还在的话，那我上哪儿去认识桑田？更上哪儿去找我最最亲爱的夫人来做我的老婆呢？”
“你？——好啊你，真是坏死了！”妻子恍然大悟，双手使劲推开了他，娇嗔地捏起拳头噼噼叭叭地捶着他的胸口……
自从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诞生后两千五百多年以降，或者还应该加上比前者还要古老得多的中国的《易经》问世以来，数和数字每每与冥冥世界或超凡入圣的神灵世界发生联系。简而言之，就是数，首先是具有无限组合能力和表现力的10个自然数，再就是由于民族、国度、习惯、风俗、宗教、特定事件等等人为或非人或超人的因素所产生的数字，难免让有生必有死的凡人不得不联想到充满永恒的神秘和不可知意味的神性和神意，不妨就拿眼下对国人来说宛如生死烙印一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例子，以日期为名的各种各样的其人其事，如“五?一六兵团”或“五?一六分子”、“七?二○事件”、“八?八造反兵团”、“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九?一三事件”和“四?五运动”等等，等等，甚至连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革命本身也最终被定性为“十年动乱”，再加上为这场动乱的定性花了五年、十二年高等院校招生的空白、持续十一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及其1647万知青，都说明了什么呢？然而，按照知青一族的流行说法，就知青本身而言，农场知青可称之为“插场”知青，获得劳动报酬的形式是固定的月工资，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知青可称之为“插队”知青，生活来源是按照实际劳动的天数或者说时间来计算，但是，如果就本质而论，全体知青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基础，或者说生存与生产活动必不可少而又缺一不可的三大要素，即生产力、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却完全一致，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插场知青与插队知青不过是“1079部队”的不同派系而已，前者属于纪律派或者说形式主义派，而后者属于游击派或者说自由主义派。属于“1079部队”的1647万人之中，百分之七十二点六的插队落户者1195万，与452万插场者相比当然是主力部队了，如果换一种说法的话，其中占总数百分之二十八点四的467万“老三届”和六九届的知青，即曾经参予或经历了“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与“大串连”的红卫兵及其同学，也就是“1079部队”或者说上山下乡运动先遣兵团的第一和第二梯队。特别值得提醒注意的是，人们千万不要把始于文革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或者说源于1955年的青年志愿者活动即堪称知识青年历史上的开路先锋——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混为一谈，这些自愿者当然是好样的，但是，自愿者的行为充其量只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绝对不能与全国性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同日而语，看看当年的青年志愿者问世的前因后果就明白了——1954年，苏共中央决定，为了解决国家的粮食问题，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决定用两年时间，主要由共青团动员城市的团员和青年参予，在哈萨克共和国和阿尔泰边疆区，以及分布在伏尔加河下游和西伯利亚各州开垦2800万至3000万公顷耕地，计划投资70亿卢布，同时预计在三至四年之内就可以偿还国家投资，到1960年以后就可增产粮食3千万吨，而在至1955年的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苏联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既缓解了粮食短缺的程度，又解决了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同时还在垦区建立起了共产主义青年城而简称共青城。1955年4月8日，当时还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中央派出了一个代表团专门赴苏学习此一经验，对苏联建设共青城的情况作了考察；同年6月24日，团中央向中共中央上报了一份《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报告认为：苏联动员城市中既身体健康，又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的好处，也是对我国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启示，而报告中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首肯，6月27日，中共中央就转发了这个报告，并且在对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苏联动员城镇人口到农业生产领域里去把处女地开垦成耕地的做法，是被当成了一项全民的事业来对待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如此大规模的垦荒任务并收获粮食，所以中共中央认为这份报告“很有参阅价值”；同年8月，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专门会议，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活动，有重点地组织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换言之，城市青年或者说知识青年具备了一般的移民所不可能具有的年轻和有文化这两大独天得厚的优势，至少在逻辑上是古往今来最佳的移民人选；同年8月16日《北京日报》等首都的新闻媒体披露了这一消息后，立即在全市的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纷纷报名参加，许多青年还捐款捐物表达支持的心愿，仅10天就收到了约7000元人民币的捐款，而北京团市委就把这笔钱用于为垦荒队购置必要的农用物品和生产装备，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及其有关市、县和农场也做了大量迎接青年自愿者的准备工作；同年8月25日，北京团市委在众多报名者中遴选出了60名优秀青年，以男4和女1的比例组成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并且特意选调南苑区团委的陈启彬担任这支志愿垦荒队的党、团支部书记，同时由最先发起自愿者倡议的五人之中的杨华担任队长，其他4人为副队长；8月30日，来自北京各界的1500人为垦荒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会上，由当时没有设第一书记的团中央书记处的排名第一的书记胡耀邦作了《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并代表团中央授予他们一面写有“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也就意味着新中国的第一支志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队伍的正式诞生，随即就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建立起了大名鼎鼎的“北大荒”的鼎鼎大名的“北京庄”，成了该县乃至全国的知青农场的奠基人和首批建设者；同年10月15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第一支青年自愿垦荒队一行98人，接受了团市委授予的“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的队旗，前往江西省德安县八里乡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畔安营扎寨，而同月30日，胡耀邦就前来探望，并且应垦荒队员们之请而又事先没有准备毛笔，他就用小山竹夹着药棉饱蘸了墨汁，为自愿垦荒队员创办的合作社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成了日后名扬全国的“共青城”的乳名；至同年年底，全国已有京、沪、津、辽、黑、吉、冀、鲁、武汉、湘、粤、浙、闽、豫、滇、赣、桂17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及其所属城市，以及部分的县也组织了首批由县镇即县城和县属集镇的青年组成的自愿垦荒队。
至关重要的一点，如果说在全国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初期，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阅读一篇介绍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之后，于1955年12月27日亲笔写了“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语，如果说这个颇有即兴之作意味的批语多少带有最高领袖有感而发的个人色彩的话，那么，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却是最高当局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出于完全务实的目的，同时迫于现实压力而郑重其事地做出的长远规划，不但一点儿心血来潮的意味也没有，而且属于深谋远虑的国是之一，不妨从共和国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一番。那是1962年10月16日，由国务院“农林办”即全称为农业、林业办公室召集各大区即党务系统的中央局的对口部门“农办”和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主管农林工作的负责人到京，参加关于国营的农场、林场、牧场和渔场安置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工作的汇报会，会议结束的11月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与会代表并作了专门指示，要求由国务院农林办负责组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1963年7月10日，由中央召开的各大区“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结束，而此前周恩来总理作了“作长远打算”即编制安置工作的15年规划的指示，同时指出了今后安置工作的主要方向，首先是直接“插入”到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其次才是“插入”到农场、林场、牧场和渔场，并由各级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管理“插入”事宜，由此成为国家主持或者说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式渊源，“插队”和“插场”也成了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两大主流渠道或者说正宗方式。1968年10月，则是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正式开端，至1969年7月更是高潮期，当时，全国所有城市的每所中学，或者说每个居民委员会辖内大约三分之一家庭的467万六六届至六九届的中学毕业生都身不由己地被卷了进去，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主要大中城市的一部分知青，按照国家计划或主动申请的方式跨越省级行政区域而直接下放到了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山西、云南和宁夏等边陲或边远的省或自治区的农村、山区或牧区以及农场或林场，尤其是在此期间而不同批次的48万上海市的中学毕业生涉及的地域最广，除了极少数人下放在本市所辖的奉贤县和崇明岛之外，分别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等省或自治区插队落户或插场安家，至1972年末已达100万之众，始终稳居全国各省级行政区的知青下放人数之首，而黑龙江省安置本省和接受外来知青的人数为全国之冠，1971年末已达77万，最终总计一百万左右，其中插队落户者约占五分之一。
平心而论，尽管以杨华为首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是新中国，乃至中国历史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首创之举，却仅仅是一次响应某种号召或者说召感于某种主义的志愿活动，但是，活动与运动的本质却完全不同，就好比相对于地球而言，哪怕是一次最大的太阳黑子爆发活动造成的影响，也比不上太阳发生一次脱轨运动的后果的亿万分之一。自愿者的精神当然可嘉甚至崇高，而参加这一场由文革催生，毋需选拔而是符合条件者必须参加的上山下乡运动的“运动员”——知青，除非出了意外就不得不参加，如果你应该当知青而又不愿成为知青的话，就会丧失正常的社会身份，成为不伦不类的人，而不伦不类的人就必定不是好人。因此，亲爱的人们，在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始，又以“动乱”或者说“内乱”甚至“政治内战”为终的十年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战争因受伤或者其它原因成为俘虏的军人还有在1929年生效的《日内瓦（第三）公约》即《战俘待遇公约》的庇护的话，那么，在中国这一场为期十年的政治内战期间，换言之，就是始于1966年5月16日至1968年9月5日实现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高潮期，又从1968年10月至1979年下半年长达十一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期间，俘虏就相当于“反革命囚犯”，死伤者更是活该，尤其是其中那些因绝望而自杀或遭受不白之冤而枉死，以及遭遇无妄之灾而横死的人和知青来说，哪怕事后全中国的好人都来为他或她、他们或她们的亡灵做上九千九百九十九年的超渡法事的水陆大会，也根本于事无补了。
如果1647万知青当真是一支军队，即假定“1079部队”是一支军队的话，那么，其中1195万插队知青就是相当于主力部队而又具有超级规模的“插队集团军”，可就真是一种应劫而生而又史无前例的黑色幽默了。非但如此，“1079部队”也是一支具备了许多中国和世界之最的军队，既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国家所能够拥有，同时也是在自己国家的境内，由完全不重复的人员组成的人数最多又分布最广的军队，同时也是绝无仅有的没有文盲，甚至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平均文化程度最高的军队，因为组成这支军队的第一和第二梯队的六六届至六九届中学毕业生之中，最低者即六九届初中毕业生也完整地完成了小学六年的现代初等教育，而最高者即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则接受了完善的十二年制的现代中等教育。奇妙之处还在于，这支军队中的“插队集团军”还是一支没有统帅也找不着统帅，没有司令部而只有相当于人事部的专管部门，其成员是没有给养而只有在当局心血来潮时才肯发放施舍式的补贴，却总是有人来管教他们而又无法率领与统一指挥的部队，更是纪律最散漫的部队。最后，这支军队是在中国进入了原子能时代，却仍在使用几乎是最古老又最原始的近似于刀耕火种水准的“1079式武器”，在田野、牧场、荒原和山林里与老天爷作战的地道的野战军，其作战方式不但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前提，即凭借双手和体力，而且或多或少还要加上耕牛或马匹等四条腿的畜力，基本职责就是种水稻，种麦子、种大豆、种高粱或玉米，种棉花、种茶叶，种树与伐木，种橡胶树与收割橡胶，放牧、垦荒等等，等等，同时又由于种种因果关系，这支军队中的“插队集团军”也就成了当代中国一度最让人操心的部队，见怪了是吧？没什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由人创造出来。
君不见，“1079部队”的第一和第二梯队之中的红卫兵，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风光一时，同时也显赫一时，恐怕也是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中罕见而又只对唯一伟大领袖惟命是从的数量最多的近卫军，曾几何时还是一股具有一旦锋芒所指就所向披靡的力量或者说势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支红色近卫军按照唯一伟大统帅制定的“擒贼先擒王”战术，发动了引以为荣并足以自豪的狂飚突进，从而威震天下的日子充其量也只维持了五六个月而已；接着，就被有意无意地撂在了一边；再接着，就是被漠视，但是，由于这支近卫军乃至整个“1079部队”的庞大数量，以及其成员令人羡慕的年龄、热情洋溢的精力和锋芒毕露的性格，又是如此地令人担忧，使得有权支配他们的人们不能，也不敢无视其存在，直至由唯一伟大统帅亲自下令，派遣素以纪律严明著称于世和军民关系举世无双，属于共和国最具威慑力的名副其实的正牌野战军，直接使尽了军训、军管与恢复学校纪律和秩序的浑身解数，目的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回到课堂去上课，从而恢复学校的本来面目，结果也是事与愿违，一无所获。当这一切努力均告无效之后，同时又有鉴于中学红卫兵及其同学没来由地超长时间占据了他们只乐于白白占有却无动于衷地虚置空闲，并不乐于使用却又无可替代的老师、教室和校园，而与此同时，一方面，前因是1966年大中专院校停止招生，而导致在已经成为历史的1966年7月至1968年10月整整两年多时间里，除了1966年9月1日入学与升学的六九届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之外，“老三届”之中的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入高中或考入中专而高中毕业生无法考入大专院校；另一方面，后果是同期积压在家，或者说理应在1967年和1968年考入中学的小学生毕业生也因此而无法升学，导致数量更多的适学年龄的儿童也无法入学即上小学，而实际情况是，在“老三届”于1968年10月开始上山下乡之后，全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所有原本应该在1966年9月1日升入小学六年级和五年级的小学生，也随即先后以不是考入，而是以“填补空白”的方式“升学”或者说直接进入了中学，成为同一届即七○届或七○届和七一届的初中毕业生即同届知青的来源，换言之，在这个恶性循环的过程中占有重心地位或者说承前启后的作用者恰恰是“老三届”中学毕业生。更可悲的是，在“十年动乱”期间，除了“留校闹革命”的六六届大中专毕业生和“老三届”之一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以及1969年正式入学及其以降历届的小学一年级学生之外，其余所有的大中小学生或者说毕业生，一概是没有完整地完成自身学业的徒有虚名者，也就从反面印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荒谬性、破坏性和反文化的反动性。因此，当时超凡入圣的唯一伟大导师不得不祭出了精神核武器——让新中国的第一等级公民，即被他老人家赐予了“领导一切”权威的工人出面来管教身份为“在校学生”的红卫兵及其同学，也收效甚微，聊胜于无或者说“没办法了”！所以，独得全世界军事圣典第一的《孙子兵法》终极之秘的唯一伟大舵手，不得不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指明了只能继续而不能改变的唯一正确方向——孩子们，你们这些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的孩子们总是浪费自己和国家的宝贵时间，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现在，你们既然已经不乐意遵守城市和校园的生活所要求，同时又必不可少的纪律和秩序，只好让你们到不太需要纪律和秩序约束的农村去，让共和国的第二等级公民，也就是你们向来不怎么看得起他们，他们也不大瞧得上你们的农民来管教你们好了；再者，上溯一百年，当中国只有随着洋务运动才得以产生的近代工业而产生了工人，却尚未形成工人阶级的时候，那些继承了五千年来管教子女的无比丰富经验的农民，也许能教会你们一些东西——“1079部队”诞生了，存在的记录是十一年即1968年至1979年，比催生并伴随了他们的为期整整十年的文革（1966—1976）还多一年，并在文革结束后又莫明其妙地延伸了三年即1976年至1979年，两项时间记录相互迭加，则是从1966年贯穿至1979年的有其因必有果的整整十三年。准确地说，知青运动或者说上山下乡运动的正式终结，应该是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一中全会时正式设立，而职能“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毛泽东语）”，又随着文革的爆发而于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全会无疾而终，再于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重新恢复设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新任总书记胡耀邦，在同年5月提出了“今后不再搞上山下乡”，才能算是真正的定论。因此，后世的研究者千万别小看这个由毛泽东一手操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决策，因为，这是一着运用最高境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治国术之经典力作，只不过表面上看起来像一记釜底抽薪的招术而已，所以，就实际效果而言，不管毛泽东是否明确或者隐晦地说过，从战术意义上来看，只相当于一个单向的警告，警告对象则是红卫兵和所有参与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个人——不服从命令者如果不能杀无赦的话，就必须让他们改换并脱离原来担任的角色，也就使其丧失了原有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合法性，从而新的合法的权利义务关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要是有哪一个当事人有令不行，抗命不遵的话，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众矢之的，既失去了担当任何合法角色的权利和下一次选择的机会，又同时失去了履行与相关权利对应的义务的可能性；从战略意义上来说，等于一份全方位的最后通牒，对象是所有不同等级，又负有继续维持并推进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责之职的机构及其当权者，也就是层次分明的权力制度和行使权力的官员，其中不言而喻的内涵——不管你们是在朝还是在野，只要你们还心存不可能没有的保持现状或者官复原职与升迁的指望，就必须为这个决策叫好、鼓吹、支持与拥护，并且在你现有的因掌握了权力才获得了权利与履行相应义务的范围内付诸行动，因为知青，也就是你们乃至所有知青家长的嫡亲骨肉的子女，已经在“藏于九天，匿于九地”的虚拟世界即登峰造极水平的政治层面里，光明正大地成了最佳人质，无论从心理和生理两方面来说都一样。如此一来，以个人为出发点，却以家庭为立足点和归宿，同时以子女作为未来希望或者说寄托的核心的中国人的死穴就被拿捏住了。这也可以相当完美地解释在我们这个世界人口第一，领土面积第三的国度里，持续了十一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能够基本顺利地进行的秘密之根本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