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论南北、皇汉、文明的异化及其他(zz)

一、 南北差异扩大的背景：

说到南北差异，北方也许可以算作一个整体，但南方却不能，其间西南官话区、江浙、两广闽越各地之间的差异并不小，故这种差异只能说是笼统言之，而南北政治文化间的差异，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因素的。

所谓的南北差异，其实自秦汉时期早已存在，随着三国魏晋时期汉人的逐步南迁，以及其后隋唐大一统王朝背景下的融合，这种差异在逐步缩小，唐初胡气较盛，但自中晚唐开始文化上却有南朝化的趋势；其后，自宋代开始的南北分治局面又强化了这种趋势，北宋时期，辽朝控制的汉地还只是幽云十六州，而至南宋，金朝控制的范围已包括秦岭淮河一线，甚至逼近长江；之后的元朝更是按照当时的宋金分界线实行南北分治，当时的南人虽然位列四等，但却被允许采用南宋旧制，加之受到战争侵害相对较少（蜀地除外，自元之后，在唐宋时期相当繁华的巴蜀之地已元气大伤），因此也相对保留了更多的文化传统，如此历经两百多年的分治，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背景、政治认同、国民性格乃至精神气质都产生了不小的差异，北方历经金、元时期的战乱，到明初已是元气大伤，以至于明代科举不得不采用“南北卷”分别录取，而明虽以“匡扶华夏”自称，但其政治文化却又深受金、元旧制的影响，成祖朱棣更是以北方为其政治根基，导致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文化中心日益背离，今天的南北分界线接近于历史上的宋金分界线，其实不是偶然的，因为不仅民族能够形成国家，国家也同样能够建构或分化民族（不说别的，八十年代初，仅仅三十年的分治，港台与大陆文化的差异之大已令人概然）。

完颜氏的金朝曾自称为中国，理由是因为占据了中原故地；南宋同样自称为中国，却是因为血缘上的“正统”，双方互称为“北虏”、“南蛮”，其实从当时的民族概念来说，金统治下的汉人比例恐怕还高于南宋，但是统治者的文化背景却能根本上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而且象辽、金、元这样的政权，已不再是五胡乱华时期的部落组织，而是能够将定居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优势相结合的政权组织，这对中国北方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对南方的影响也同样深远，伴随宋室南迁的不仅仅是皇室、贵族和普通的民众，还有他们所带来的文化，以及与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的融合，政治上也彻底消除了对南人的歧视，使当时的闽越浙赣之地大放异彩、名人辈出，并真正纳入汉文明的框架，被我们视作政治军事上孱弱的宋朝，却有着发达的商品经济，当之无愧地是当时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峰。

中国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是在北方的胡化和南方的汉化中进行的，而这其间，金元是个关键的转折点。

二、文明的异化
日本人说“宋代之前和宋代之后的中国人不象一个民族”，某种程度上我同意他们的观点，宋元之后，且不说北方文化的变异和元气大伤，南方社会虽然保留了更多原有的中华文化，却已失去了原有的气魄；而政治中心和经济文化中心的发展的脱节，也给国家带来了高昂的管理成本。

有时我感兴趣于中国人人性格气质的变迁，想深入了解其间的文化发展史，却有有心无力之感，按我个人的感受，文明的异化，最明显的是在中原及华北一带，“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地区，也常常成了各派力量争夺的最残忍的战场，天灾、人祸、战乱、瘟疫，一次次洗劫着这片原本代表着“文明”的、曾经繁华富庶的土地（曾经看某文章说过，现今的河南一带是中国人来源最杂的地方，我想不是偶然的），一拨拨的统治者来来去去，生存成了首要的选择，也许是劣性文化更容易生存，战乱让民众越来越苟活、投机，江湖习气、权谋之术大行其道，游牧民族专制严酷的准军事文化和传统分散的小农经济相结合，给这片土地沾染了许多游牧文明的习气，却无法带来游牧民族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北方文化由于一直强烈地受到当局政治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变成一种祟拜权力的专制文化，口号、衣冠、潮流都可以随统治者而改变，不变的是对强权的祟拜（我朝的红色文化与游牧文化一样，同样带着某种准军事文化的色彩），一旦政治文化发生改变，也就更容易陷入迷失，向来真诚进行自我否定和盲目媚外的人向来以北方人居多，也反映了这一点。

南方同样也受到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但却又复杂得多，由于山高皇帝远，受政治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弱，却保留了较强的民间色彩，因为受战乱的冲击较少，与北方的“大融合”相比，在南方的一些山区，仍然保留了多元、复杂的文化地貌，“十里不同音”是常态，有时在文明发源地已经消失的文化，却在南方偏远的山区甚至少数民族地区得以保留（在外国的就不说了，例如日韩），一批批的南下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的融合，使南方一方面保留了更多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也带上了当地土著文明的印记，而对那些带着北方记忆的移民后裔来讲，他们显然更多一份对旧有文明、礼仪、秩序的坚守和民族的自尊；由于地理的隔阂，在北方已然淡化的宗族、地域传统在一些地方仍然十分鲜明（四川因“湖广填四川”之故，是个例外），这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讲，显然更难控制和改造（举个例子来讲，我朝统治几十年后，北方“马列化”的程度远甚于南方，甚至农村的大爷都能按照CCTV的口径说话）。

我曾看过一篇社会学的论文，对比华北和浙南的农村社会：东南农村常常有一个村庄只有单一姓氏（宗族）的现象，既使有不同姓氏，也因为长期的亲缘关系而结成了利益共同体，随之延伸便是一个乡甚至县的共同体，乡规民约具有较强的作用力，对村民的道德约束力常常高于国法（例如赖昌星虽是走私犯，但在其家乡却是捐桥修路、捐资助学、尊老爱幼的好乡民）。这种宗族社会本身带有较强的自治色彩，而并不欢迎外来力量的干涉；而华北农村历经战乱，一个村庄常常由许多不同的宗族姓氏，其内部内聚力并不强，甚至常有争斗，因此天然倾向于和当权者联合。两相比较，自然一方有利于形成强大的政权，另一方有利于民间力量的保留（对农村的社会调查很容易让人怀疑一些东西，例如阶级斗争理论）。

这种文化差异其实对现实生活是有着不少的影响的，“官强”还是“民强”，结果大不一样，宗族社会自有其弊端和危害（典型如广东潮汕一带，已走入歧途），但大多数时候，作为一种民间力量的存在，对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却自有其好处，一个多元的、民间的社会也容易产生民主意识，加之较强的商品经济观念和民间契约意识，改革开放及民间经济能在东南及南方沿海结出果实，其实不是偶然的（八十年代初的很多改革在当时都是违法的，或者说至少是灰色的，也只有不太拿“王法”当真的“南蛮之地”能够取得突破），以浙南为例，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因为开办地下工厂和抬会不知抓了多少人，但是如果当地没有强大的民间借贷及地下金融，恐怕就根本不会有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以血缘、宗族、地域为纽带联系减少了社会的信用成本，从而大量资金能够被迅速筹集并投资于实业，这是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这种民间社会形成的重视契约和责任的文化，其实有着先秦文化的影子，也更易于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场上虽然亲兄弟明算账，甚至父子间借款都要算利息，却不妨碍他们的“团结互助”；在职场上可以以利益优先，人往高处走，可以不忠于老板，却应该忠于职责；忠和孝，首先表现在职责和礼仪，却不是无条件的服从……

三、环境决定论
近代中国多有文化决定论，但我是同意“环境决定论”的，文化是深受地理环境和政治文化影响的，以“文化决定论”，有倒果为因之嫌，特定民族的文化，往往决定于其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决定，并深受统治者文化选择的影响，许多人喜欢将异族的入侵归集于文化，呼唤狼性和血性，依我看，这无关血性，更多是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的结果。

北方的游牧文化，一直带有强烈的准军事化色彩：弱肉强食、胜者为王，弱者依附强者，同时也有着高度的组织性，中国北方的地理因素决定了军事强力者很容易夺得大片土地，尤其一旦控制关外的牧场和关内的人口和农田，帝国的霸权便随之可期，因此中国军事的格局向来是北强南弱，统一和征服，也大都源自北方，这是其组织化程度和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决定的。大一统的北方，面对着多元的、分散的南方自有其优势，虽然容易征服并不意味着容易统治。

更何况，随着专制力量的加强，中国社会却越来越象一盘散沙，五胡乱华时期北方还有强大的坞堡，金元时期已鲜见这类组织，中国社会原有的宗族传统，在专制政权的强力防范、不断的战乱和灾荒背景下也趋于瓦解，在这种背景下，一旦国家政权组织瓦解，就会有崩溃式的灭亡（明朝就是很好的例子）。从表面上看来，要说血性，北方人比南方人似乎更具血性，一言不合大打出手也更为常见，但如果没有信仰和组织作为凝聚力，结果只会是勇于私斗而怯于公仇，易于内乱而无法团结抗敌。

我是认同“文化杂交优势论”的，文明只有在冲撞和融汇中才能得以优化和发展，中原在历史上能够成为文明的摇篮，也恰恰是因为其处于多种文化的交汇点上；但是，文化的繁荣却唯有在思想自由之下方能实现，文化钳制必然使其失去活力。尽管我在多数时候与皇汉的观点相对立，但对奴役和钳制会导致“文明的劣化”这一点上却不反对，只是认为他们对清朝批判过于简单化、情绪化和绝对化而已，我国的历史研究最初遵循是所谓的“阶段理论”，后来加强了对技术和经济因素的研究，但却忽视了文化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而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活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文明的优秀与否无关乎血统，却关乎其能否由于地学习和发展，而一个不自信的统治者，却必然会极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和钳制（其实目前中国的自治区同样也是体制最僵化的地区）。

于是中国的历史充斥着太多的毁灭和破坏，兴亡更替，大浪淘沙，多少黄沙埋白骨，多少文明被涅灭，各朝各代的文化因此都有所不同，不断变迁，中国文化就其来源来讲是多元一体（现在不太说黄河文明论了，因为各种考古发现都支持“多元一体论”，没有对各个不同部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就没有中华文明），就其发展却是一体多元的，在不同的地方结着不同的果实，旧有文明被一层层地盖过，只剩下残留的遗迹，汉代流行的傩戏，如今在南方一些山区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仍能找到，三月三等古代节日也成为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明代道教音乐倒是被丽江纳西人发扬光大，更不要说日本建筑、音乐、舞蹈中保留的唐宋风韵了。

四、结语
其实这是一块充满着差异的土地，民族差异、阶层差异、地域差异，源于历史（包括现代史，解放前的通商口岸和解放后的老工业基地，人们对朝廷的看法差异就很大），也源于现实，然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却有着强烈的大一统意志，窝里斗的根源在于：没有对差异的尊重、谅解和容纳，却都希望以自己的意志去改造别人。也许，正是大一统的传统维系了我们的统一和共同的认同，但也正是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广度，造就她曾经有过的辉煌，也唯系了我们民族的生生不息，而不至于彻底沉沦，为什么不能把这块土地上的种种文明及外来文明都视作我们的财富而取长被短，增进我们这个社会的活力，而一定要互相排斥呢？而我们又应该依赖什么来凝聚我们的社会，而不再是一盘散沙呢？-------这是我一直感到迷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