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新闻传播的整个流程看，新闻语言主要受到新闻事实和受众的制约。（这主要从传播者“思维”因素的主观角度出发，暂不考虑机械物质条件等客观因素）因而提出新闻语言的一个总体要求——“真诚”。“真诚”是“真”和“诚”两个独立概念。从新闻语言与新闻事实的关系分析“真”，重点是从新闻语言和受众的关系问题分析“诚”。提出了新闻语言为何要“诚” 、“诚”中介入的主观因素是否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如何让新闻语言“诚”起来、新闻语言的“诚”会不会削弱竞争等等的问题。文章主要想提出和解释新闻语言一个总体衡量标准——“真”和“诚”，“真”就是要求“真实性”，而“诚”主要是发自内心的真情质朴的情感和道德要求，并希望新闻语言的“真诚”起来。
主题词：新闻语言、“真”、“诚”
什么是新闻语言
落笔写下“新闻语言”几个字的时候，觉得应该没有必要多做解释了，太司空见惯，大家都知道，就是运用于新闻传播的语言。但是，事实上新闻语言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自己独立的形态和被人们所公认的格式。艾丰先生在讲到新闻语言时，提出了“新闻语言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的问题。[1] 是给了肯定回答，即：新闻语言是一种独立的语言。
我国现代的报纸是从古代报纸、近代报纸演变发展而来的，从“露布”、“邸报”、“京报”和“洋人报纸”、“国人自办报纸”中走过来的。作为报纸核心的新闻，其语言也经历了一个文言、半文半白到白话文的发展过程。与早期对新闻语言研究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相比，现在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新闻语言是表述事实的手段，传播新闻信息的载体。例如张默先生的解释：新闻语言作为一种独立的书面语体，它服务于事实的报道，具有质朴、实用的语言形态，明快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风格，讲求信息的运载量，使之适宜于社会的广泛传播。 [2] 又如蓝鸿文、马向伍教授提出：通过新闻媒介，向人们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传播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时所用的语言，即为新闻语言。[3] 再如艾丰先生说：新闻语言就是从新闻的角度对全社会进行“选择”和反映时所用的工具。[4]
新闻语言主要受到新闻事实和受众的制约
可以看到，大家对新闻语言进行定义的时候用了“载体”、“工具”这样的词汇。我们知道语言是思维工具。[5] 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句名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实现。”中国也习惯说“言为心声”。然而作为新闻语言它所承载的传播者的“思维”并不是可以凭空想象的，它必然受着制约。这种制约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新闻事实，二是受众。
为什么说新闻语言的制约主要来自新闻事实和受众呢？这需要从新闻传播的整个过程来分析。新闻传播的过程用图解方式就是：事实——>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接收者的过程。[6]
传播者将新闻事实进行选择、处理成为传播内容，再通过传播媒介传递给接收者。我们知道传播媒介只是负载、展示、传递新闻的机械工具 ,[7] 它可能会因为一些物质上的原因影响传播的效果，不会改变传播内容。而传播内容，我们这里讲的就是新闻事实了，只能通过某种符号传递出来，而这种符号在新闻传播中就是新闻语言。传播者在整个过程中所要做的就是从事实中确定传播内容以及该用怎样的新闻语言将这内容传递出去。因而新闻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连接新闻传播者的思维、传播的内容和传播媒介的“纽带”和“桥梁”。
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不能没有事实，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事实是新闻的源泉。新闻传播过程是在一个特定的关系结构内，新闻信息由传播者向接收者的流动过程，这已经规定了接收者在其中的总体地位，即作为接收新闻信息的一方存在，他们是新闻传播的目的地和终点站，没有接收者新闻传播过程也将不复存在。新闻是要“用事实说话”，但是更重要的是“用典型的事实向广大受众说话”。[8] 没有新闻事实，或者没有广大受众，新闻传播都无法进行。
论文浅谈新闻语言的“真诚”来自
按照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将上面新闻传播过程的图解,抽象简化成：新闻事实——>新闻语言（传播者的思维、传播内容和传播媒介的负载物的综合体现者）——>接收者。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高度抽象出来的图式，因为事实上上面图式中的几个要素是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通过对新闻传播过程的分析，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对新闻语言的要求，那就是“真诚”。
“真诚”是“真”与“诚”的两个独立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真”和“诚”历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真”者，真如，如是。它的意思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理解，《辞海》上的解释是：真实，与“伪”“假”相对。[9]
而“诚”的理解要复杂些。
首先，“诚”是一个具有明显情感色彩的道德概念。
“诚”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中心，“诚”最初的意思是指在人际交往中人言之真实不欺，是个实践道德的概念。《孟子》中较多地议论“诚”，《孟子·离娄上》说：“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而未有能动者也。”《孟子·尽心上》又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里的“诚”已不单指人言的实在不欺了，而是指使亲长愉悦的语言、行为等情感表现的真实不欺，是与“悦”这一情感相联系的，显然具有情感色彩。
至于后来中国儒学“诚”的概念依照“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逐渐被提升、泛化，但是它仍然没有脱离其“真心实意”的本意，仍是具有明显情感色彩的道德概念。[10]
以中国儒学为原动力的日本儒学也同样将“诚“字作为他们思想的核心。日本的“诚”相比中国古代更贴近人生和富有人情味。比如日本江户时代儒学的开创者藤原惺窝(1561年—1619年)指出，所谓“诚意”即是指在“一念发动处”“止于至善”，是“意”处于“无伪而明”的状态。又如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的开创者山鹿素行(1622年—1685年)认为“诚”才是道德修养之本，又说“诚”是“不得已之情”。[11]
其次，“诚”也强调发自内心的真情质朴的行为。
《孟子》说“反身不诚”与“反身而诚”，这里所说的“反身”，主要讲的则是向内反求诸己，从而强调了“诚”应有发自内心的自省行为。
同时，日本山鹿素行认为“诚”既要内求感情之真实，又要外求遵循礼仪的行为，即所谓：“可知内外相因而成就此道也。唯向内求，或驰外劳力，则共非圣人之道。”
另一个古学派的儒者伊藤仁斋(1627年—1705年)提出“尽已之心朴实行去”，他即说出了“诚”要“尽已之心”，而且提出“诚”之“行为”应该是“朴实”的。[12]
列举了这么多关于“诚”的认识，主要是想向大家说明“诚”不仅是我们历来的优秀文化，也是我们衡量自身的道德标准；不仅是一个具有明显情感色彩的道德概念，也是强调行为要求的准则。因而，我们可以把“真”与“诚”作为对新闻语言的一个检验标准。
新闻语言为什么要“真”？
大家都知道,“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鲜”是新闻存在的价值，这两点是新闻最基本、最核心的特点，这不是某个人的规定，而是在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为了求生存、求发展的需要。
这里讲到“真实”和“新鲜”两个特点，但是“新鲜”主要是由新闻的内容决定的。新闻语言主要在“真实”这个新闻的特点上有所作为。
我们从新闻语言与新闻事实的关系中可以看到：
一方面，新闻语言是源于新闻事实的，要受着新闻事实的制约和检验。
事实是第一性的，作为表述事实的语言是第二性的。新闻语言源于新闻事实，源于新闻事实就要忠实于新闻事实，接受新闻事实的制约和检验，这是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要求。
另一方面，新闻语言对于新闻事实不是简单的依赖关系，它可以能动地再现新闻事实。
鲁迅在散文《秋夜》的开头有一段话：“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事实很简单——墙外有两株枣树，照实写也无可非议，但是鲁迅先生充分地运用了语言艺术表述事实的功力，如只说“墙外有两株枣树”就平淡多了。
当然，新闻不同于散文，它要求“开门见山”。但是，“开门见山”也并不排斥艺术地运用语言。能动地再现事实,重要的是要映事实的内涵。新闻不是有闻必录，它是要有所舍取，有所组织，有所加工，去粗取精，分清主次，分清现象和本质，只有这样，语言才能较好地反映事实的内涵,这恰恰是更进一步反映了事实的真实性。
新闻语言如何真实地反映新闻事实
当前对新闻语言的研究，几乎都是以“真”为前提的。比如艾丰先生提出新闻语言的总体特色“白描性语言”，具体讲分为：具体、准确、简洁、通俗、综合。[13] 比如张默先生认为新闻语言要客观、确切、简练、朴实和通俗。[14] 这里的“白描性语言”、“具体”、“准确”、“客观”等等的要求，都是回答如何使新闻语言“真”起来。
蓝鸿文、马向伍教授在《新闻语言分析》里提出了新闻语言要“新鲜”的要求，认为新闻是“新鲜”的，所以新闻语言也要时代感。其他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这一点。但我们觉得新闻语言的“新鲜”要求与“客观真实”的要求事实上是一致的，富有“时代感”的语言是为了更真切的反映时代的“真”。
关于新闻语言之“真”的问题，大家比较熟悉，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我们在此不作太细致的分析了。
当然，像前面提到的“通俗”、“朴实”、“简洁”等等，一定程度上体现新闻语言“诚”的要求，但是，应该讲还不完全，也没有从“内省情感”的角度提出。下文的重点就是来分析受众对新闻语言提出的另一要求——“诚”。
新闻语言为何要“诚”
我们前面说过“诚”是一个具有明显情感色彩的道德概念。那么我们就从“情感”和“道德”的方向入手分析吧。
第一，情感在新闻中有着重要作用。有两家报纸报道了同一则消息，关于建筑队施工的质量问题。一家报纸的消息说：建筑队没有工程师，不按设计要求施工，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有关部门应给予查处。另一家报纸结尾处加了这样一段话：“这样的房屋搬进居民，总有一天要房倒屋塌，使住户死于非命，这样的建筑队，为了捞钱，不顾群众死活，真到了为非作歹的地步了。”前一家报纸出版后，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而后一家的消息一见报，立即惊动有关方面，读者也纷纷写来尖锐的批评信件。[15] 一段话何以引起这样大的区别呢？这正是情感因素的作用。
受众，作为社会的主角，接受新闻的主体，因时间、对象而异，会对不同的新闻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反应，从而使新闻价值在他们那里形成不同程度的现实性。这样，新闻价值的大小也就和新闻的情感因素直接联系起来。就其本质而言，情感表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使人们获得某种内心的满足，一定程度上说情感是人们生存的一种需要。新闻借助于情感会使受众更快地形成态度，实现新闻传播的一系列社会功能。所以，凡是富于情感因素的新闻都能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产生心灵的交感，把受众的思考力调动起来，由“情动于衷”到“言导于行”，新闻通过充沛的情绪作用，达到了与受众进行思想的交流和行为的指导。
一篇好的新闻，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新闻事实，一是真心实意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就是我们所说的“诚”的一种外化形式。
第二，从新闻传播者的职业道德来看，需要对受众“以诚相待”。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道德，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提出一个著名论点，认为“德”是国家之基。可见“德”在我国的重要地位。每个新闻工作者也应当用新闻职业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的新闻工作已经形成优良的道德传统，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真实性原则；深入实际，尊重实践；还有反映群众的愿望和呼声等等道德准则，必然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以诚相待”他们的受众，这种“诚”主要表现的新闻传播本身上，而新闻语言是连接传播者和受众的纽带，自然非“诚”不可。
“诚”中介入的主观因素是否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
新闻必须是“真实”“客观”的，“诚”的要求包含着“情感因素”，情感是主观的，提倡新闻语言要“诚”岂不是把新闻语言和文学语言混为一谈，而削弱新闻的客观性吗？其实新闻事实的客观性并不排斥感情倾向，两者处理得好，是相得益彰的。
第一、纯客观的新闻报道是不存在的，任何新闻传播都介入了主观因素。传播者总是有一定阶级立场，有一定是非、爱憎观念，有不同的观察问题的角度，所以在新闻报道中，如何选择事实？选择哪些事实？怎样报道这些事实？一千个记者会有一千种方法，这就是主观性在起作用。美国学着艾尔弗雷德·A·克罗威尔说：“客观性在事实的新闻里是神话而已，是不存在的，得不到的。” [16] 由此看来，任何新闻都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不过主观性要来源并服从于客观性。
第二，情感因素的主观性和新闻的客观性在客观报道的方法中必然能够，而且也应该统一起来。我们这里讲的“情感”是不知不觉渗入客观事实之中的。情感流露得自然得体，使受众在接受新闻信息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被感染。比如记者在报道我国奥运健儿夺冠时措辞兴奋，能传递扬眉吐气之感，从而振奋民心；在报道贪官污吏时言语严厉，是为民代言，而感化民气。事和情总是相随而生，相易而变，受众在接受事实信息的时候也在接受情感信息。关键是这情感是否能沿着事实“自然流露”。
如何让新闻语言“诚”起来
第一，从新闻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新闻语言要努力追求与受众的理解上的一致性，从而使受众对新闻的接收转变为正确的接受。这既是实现传播效果的需要，也是传播者道德内省的需要。
黄旦教授把新闻接收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接触新闻阶段、意义转换阶段和接受阶段。[17]新闻传播效果产生于传播过程的终端，因而接收是产生效果的首要条件.但有了接收并不等于产生影响，只有那些过关斩将、被大脑接受的新闻，才称得上是有效果的。意义转换阶段连接着接收和接受，而新闻语言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只有尽力做到表达上和理解上的一致性，至少是相似性，才能使传收双方真正的得以沟通，产生共鸣；相反，表达上的笨拙，词义本身的多义性，就为理解的不一致提供了客观条件。
上面所提到的目前对新闻语言的研究，如“通俗”、“简洁”等等要求，就是符合“一致性”要求的。作为大众传播的新闻载体，面对千百万的读者、观众、听众，唯有使用深入浅出、明白易懂的语言来传播信息，才能为广大受众正确理解和接受，从而使新闻传播更好的为受众服务。
我们说是“道德内省的需要”，又为何意呢？有些传播者为了某种利益有意模糊歪曲事实，或者避重就轻，或者用些歧义的语言。比如 最近某家娱乐报纸有篇报道的标题是《陆毅透露将娶鲍蕾》，而报道中几乎全部的篇幅是讲，演员陆毅在广州为其首本个人写真举行签售会，直到最后一行字，陆毅回答记者问题时提了：和鲍蕾感情稳定，可能30岁之后会考虑结婚。这样的误导受众的语言和“问心无愧”“明明白白”的新闻语言之间就成了道德问题了。
所以，“通俗易懂”、“简洁明白”是新闻语言“诚”起来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来看，新闻语言要包含尽可能多的信息量，以消除受众认识上的不确定性。这既是新闻本身提高质量的需要，同样也是传播者职业道德的要求。
所谓新闻价值，就是新闻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对之需要。[18] 它是新闻事实对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体现着新闻本身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不断追求的东西。这种“需要”的满足只有通过“信息分享”过程中“知”与“不知”矛盾的解决来实现。而新闻的信息量就是消除受众不确定性内容的数量，新闻信息量是新闻价值总体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
信息量体现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两方面.如果一篇新闻价值很高的报道，语言冗长拖沓，显然会在节奏上影响原有的信息量。如果本就是一篇娱乐受众的花边新闻，用了凝固在一个情节上的细致描写，比如有篇报道杀人案的消息，原本只要将事情来龙去脉讲清楚就可以了，但报道中却“浓墨重彩”地描述案发现场，死者如何的惨相。这样的新闻语言就毫无新闻信息量可言了。
唐朝的刘知己说:“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史通·叙事》）新闻作品，特别是消息往往只有几百字，既短又要给人以尽可能多的信息量，在语言的运用上只能精练。语言精练了，如果枯燥乏味也不行，这就要求语言丰富而精练。毛泽东同志的《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度长江》就是这样一篇脍炙人口的名篇。
介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提出新闻语言要有“精练”和“丰富明快”,这是让新闻语言“诚”起来的第二个要求。
第三，从新闻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新闻语言要努力达到与受众情感上的共融性，这不仅是实现新闻社会功能的需要，也是人性情感的需要。
新闻的社会功能就是新闻对社会的作用，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概括起来有： 1、沟通情况、提供信息，2、进行宣传、整合社会，3、舆论监督，4、知识教育，等等。传播者要使受众明之以事，晓之以理，更要动之以情，要使传播者和受众在感情上产生共鸣.这种情感的共融不仅仅是一种感受力量，更重要的是可以成为一种动力，推动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的实现，特别是以宣传力量唤起人们行动，以情的感化达到宣传、教育和整合社会的目的。相反如果缺乏情感和亲和力，受众可能就不会太买帐了。
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媒介市场竞争的加剧，不少党报发行量呈逐年下滑趋势。究其原因，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在发挥指导、宣传作用的时候，缺乏情感上的共融性，亲和力不足是重要因素之一。所以现在许多同志都认识到党报改革的一条重要的路子就是要增强硬新闻的可读性及亲和力，实现硬新闻语言的“软化”。
新闻语言如何实现与受众情感上的共融呢？李白有句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我们所追求这种情感上的共融也要流露得自然得体，使受众在接受新闻信息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被感染。新闻的语言不一定要有华丽的词藻，不刻意摆着华而不实的花架子，也不用做作的情感来骗得受众的同情，我们要的新闻语言是朴素、实在，就要是“有真意，去粉饰，勿卖弄”的。
因而，“朴实无华”又“真心实意”的语言是让新闻语言“诚”起来的第三个要求。
新闻语言要“诚”起来，要努力追求与受众的理解上的一致性，要追求包含尽可能多的信息量，要努力达到与受众情感上的共融性，新闻语言要“真心实意”地对待受众，真正体现一个“诚”字。有人可能会提出疑义了:如今是竞争的社会，新闻事业即便不完全为了赚钱，也是有双重属性，即上层建筑属性和信息产业属性的，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 ,[19] 如此“真心实意”地为受众着想，如何参与竞争呢？
新闻语言的“诚”增加了竞争中的“筹码”
《孟子·离娄上》中有组著名命题：“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孟子“得民心得天下”，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争取公众是赢得胜利的关键，赢得了公众支持就赢得了绝对的竞争优势。孟子是首次提出“三维竞争”这个概念的。
在人类生活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竞争：一类，胜负取决于双方实力的较量，衡量的标准是客观的；比如体育比赛。另一类，胜负取决于第三方的裁定，衡量的标准是主观的。比如竞选时的公众选票。
我们的新闻事业的竞争事实上是一种“三维竞争”，增加了对受众的吸引力就增加了对同行的竞争力。或者干脆说，竞争力就来源于对受众的吸引力，因为双方的胜负最终得由新闻传播的对象——受众来裁定的。当传播者以“真心实意”的方式为受众着想，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受众的时候，相信有思维、有判断的活生生的人们，不会没有感知的。
所以，我们相信对新闻语言“诚”的要求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化的标准，或者只是傻傻地去“赔钱”，它应当是可以成为一个现实的衡量标准和在竞争中的“筹码”的。
参考文献：
1、4、8、13《新闻写作方法论》第228页，第231页，第20页，第235页，艾丰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出版
2、14《新闻采访写作》第344页，第347页，张默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3《新闻语言分析》 第8页 ，蓝鸿文 马向伍著，中国物资出版社，1989年出版
5《语言学教程》 26页 王振昆 谢文庆著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年2月
6、7、17、18 《新闻传播学》 第140页，第205页，第231页，第159页，黄旦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二版)
9《辞海》 第15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10《略论中国哲学范畴的演变》，见《中国哲学范畴集》，张岱年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1、12 转引自《中日儒学史上“诚”范畴之比较》，王家骅 ，《南开学报》1992年第6期
15 转引自《新闻写作中的情感因素》 刘建明，《新闻学论集》第十二辑 第116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16 转引自《新闻写作教程》 第390页，邝云妙著
19《新闻学导论》 第92页，李良荣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